摘要:

目的探讨集束化管理预防肝移植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效果，以降低肺部感染发病率。方法选择2016年1月—2017年12月某院肝胆外科行肝移植的患者为研究对象。2016年1月—2017年3月的患者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2017年4—12月的患者为试验组，实施集束化肺部管理。比较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病率、肺不张发生率、第一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费用和患者满意度。结果对照组共110例肝移植患者，试验组67例肝移植患者。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试验组肺部感染发病率为6.0％，低于对照组的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肺不张发生率为7.5％，低于对照组的1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第一次下床活动时间为（83.81±7.56）h ，短于对照组的（91.67±13.93）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组住院时间为（30.22±3.23）d ，短于对照组的（31.49±4.34）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对护理的总体满意度为92.5％，优于对照组的7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集束化管理能有效降低肝移植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病率、肺不张发生率，缩短卧床时间及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

摘要: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者和HBV单独感染者HBV基因组三个重点区域的变异。方法收集湖南省HIV1/HBV合并感染患者（试验组）和HBV单独感染患者（对照组）血清各40份，进行HBV全基因组扩增及测序，并对突变位点进行分析。结果有59份血清HBV成功分型和测序，其中试验组21份，对照组38份，试验组与对照组HBV载量值和不同基因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试验组4例患者血清标本HBV在前S区22个氨基酸发生变异，12例在前C区和BCP区45个核苷酸发生突变，试验组和对照组前S区氨基酸总体缺失突变率分别为0.60%、0.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42, 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前C区和BCP区各个主要突变位点变异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前C区和BCP区总体变异发生率分别为1.36%、1.7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20, P>0.05)。结论共感染患者的HBV变异水平与单感染患者基本一致，短时间内HIV1暂未对HBV的进化突变造成显著影响。

摘要:

目的了解某地区孕妇生殖道无乳链球菌的感染及其耐药状况，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1年1月—2017年1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产科病区及门诊孕妇送检的生殖道分泌物培养的结果，比较分析各年份无乳链球菌检出情况及耐药率变化趋势。结果共送检31 569份生殖道分泌物标本，检出病原菌1 940株，其中无乳链球菌591株，占30.46%。无乳链球菌在生殖道分泌物标本中的检出率为1.87%；2011—2017年无乳链球菌药敏结果中，未发现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利奈唑胺、替考拉宁、万古霉素耐药菌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红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19.80%～28.97%、19.80%～28.95%、26.73%～39.29%、44.05%～66.34%；对四环素的耐药率最高，为80.37%～94.29%，但有逐年下降的趋势（P＜0.05）。结论无乳链球菌为孕妇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分析其耐药性，合理、规范的使用抗菌药物，可减少孕妇及新生儿无乳链球菌感染的发生。

摘要:

目的评价抗菌药物管理项目（ASP）对胸外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选择和患者术后感染发病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2016年于某院胸外科进行肺或食管手术且术前无感染的患者。2015年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干预前），2016年的患者设为试验组（干预后）。2016年开展ASP，临床药师、感染科医生对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和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医嘱实时干预，规范抗菌药物的使用。比较实施ASP前后胸外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选择的规范程度和手术部位感染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前（2015年）纳入患者953例；干预后（2016年）纳入患者1 061例。食管或肺部手术患者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干预前、干预后分别为1.57%、1.70%，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47，P=0.829）。使用推荐抗菌药物（头孢呋辛或头孢美唑）预防手术部位感染的比率从干预前的37.15%（354/953）上升至干预后的69.75%（740/1 061），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5.025，P=0.000）。干预前、干预后胸外科抗菌药物AUD情况比较，厄他培南的AUD下降52.46%（8.12 VS 3.86）；头孢呋辛（7.49 VS 14.83）和头孢美唑（4.98 VS 9.72）的AUD分别增加98.00%、95.18%；头孢曲松的使用强度下降85.29%（12.03 VS 1.77）。结论实施ASP，降低了胸外科厄他培南和头孢曲松的使用量，规范了胸外科手术预防用药，且不会引起肺和食管手术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的变化。

摘要:

目的应用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结合人力资本法初步研究某三甲专科医院医院获得性重症肺炎(SHAP)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方法按照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计算DALY的方法，分别计算出某三甲医院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SHAP各年龄组患者DALY，再利用DALY与人力资本法结合估计SHAP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并根据SHAP致病菌是否是多重耐药菌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患者间接经济负担。结果71例SHAP患者，损失DALY 172.35年，平均疾病负担为2.43 DALY，平均间接经济负担51 428.37元。SHAP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组（46例）、非多重耐药菌感染组（25例）平均疾病负担分别为3.36、0.71 DALY，平均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77 235.32、3 957.18元；两组SHAP患者平均间接经济负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SHAP患者平均疾病负担及间接经济负担均不低，其中SHAP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间接经济负担高于非多重耐药菌感染。

摘要:

目的探索介导鲍曼不动杆菌（AB）血流感染的相关蛋白，为AB血流感染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方法在AB基因数据库中检索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相同，分离部位不同的AB菌株，采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仅存在于血流感染AB中的差异蛋白，并进行功能注释分析。结果在设定的检索条件下，共检索10株AB，按MLST分为3组,其中ST92型4株（分离自血、痰各2株）、ST137型4株（分离自血、痰各2株）、ST365型2株（分离自血、痰各1株）。基因、蛋白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部分蛋白仅存在于血流感染AB中，不存在于分离自痰的AB中，其中ST92、ST137、ST365型血流感染AB中分别存在20、4、22个特有蛋白。特有蛋白参与的生物学过程主要集中在：细菌毒力与侵袭力、细菌代谢、DNA合成、DNA损伤及修复、转录、翻译、基因转座、以及噬菌体相关蛋白等通路上。结论由于个体差异性，同一MLST的AB上述蛋白表达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其发生血流感染的原因。

摘要:

目的探讨核衣壳蛋白（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水平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疾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某三甲医院30例SFTS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N蛋白特异性IgM（+）组与N蛋白特异性IgM（-）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转归；根据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比较轻症组患者与重症组患者IgM抗体滴度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SFTSV）RNA载量的相关性；从而观察分析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滴度、SFTSVRNA载量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N蛋白特异性IgM（-）组中有神经症状、死亡及病重例数均明显较IgM（+）组多（均P<0.05）；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水平与SFTSVRNA载量、凝血酶原时间（PT）、乳酸脱氢酶（LDH）、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495、-0.440、-0.367、-0.280，均P＜0.05）；而与血小板（PLT）呈正相关（r=0.335，P=0.002）。SFTSVRNA载量与 PT、LDH、AST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606、0.604、0.587，均P＜0.001）；而与PLT呈负相关（r=-0.384，P＜0.001）。发病第10~13天时轻症组患者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滴度高于重症组患者（P<0.05）。结论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的出现及滴度的升高有助于SFTSV的清除，且对患者凝血功能及肝损伤、心肌损伤有修复作用；N蛋白特异性IgM抗体可能是预测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摘要:

目的探讨二线抗结核药品药品不良反应（ADR）发生的特点。方法从某院2017年度ADR报告汇总表中选取二线抗结核药品所致ADR患者的病历，对不同性别、年龄的患者ADR发生情况，ADR类型以及患者各种ADR所涉及的器官系统及其主要临床表现、转归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报告的121例二线抗结核药品ADR患者中，男性占比较高（72例，59.50%），年龄＞60岁者居多（70例，57.85%）。引发ADR的药品剂型主要是注射剂型（80例，66.12%），主要药品是莫西沙星（38例，31.40%）和左氧氟沙星（29例，23.96%）。ADR累及的器官系统以全身性为主（69/128，53.91%），其次是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22/128，17.19%）。严重的ADR患者 9例（7.44%），痊愈和好转的ADR患者118例（97.52%）。结论使用二线抗结核药品ADR多发生于老年患者，尤其以喹诺酮类药品的全身性损害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损害为主。在诊治过程中，应及时对高危人群和主要治疗药品进行ADR监测和主动干预，并作出应对处理。

摘要:

目的了解某院JCI评审期间医院感染率与手卫生依从率情况，评价JCI标准下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实施效果。方法按该院JCI标准实施前（评审前）、启动过程中（围评审期）、通过JCI国际认证后（评审后）三阶段分组，比较不同阶段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医院感染率、手卫生用品消耗量等指标的差异。结果全院医护人员的手卫生依从率由JCI标准评审前的74.99%，上升到围评审期的78.61%，再到评审后的90.95%，总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JCI评审后全院各病区洗手液、快速手消毒剂消耗量均有增加；评审后，心内科、肿瘤血液科及全院医院感染发病率较评审前下降（P<0.05）,医院感染发病率较评审前也呈下降的趋势（P<0.05）。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率与医院感染发病率呈负相关(r=-0.99，P<0.05)。 结论参照JCI评审标准，实时改进，可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手卫生依从率，降低医院感染发病率。

摘要:

目的探讨肠道病毒7l型(EV71)手足口病患儿CD8+T、NK细胞穿孔素（PRF）和颗粒酶B（GrzB）的变化。方法选取某儿童医院2017年5—7月普通型、重型手足口病患儿（普通型组、重型组），健康儿童志愿者（正常对照组）各30例，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外周血CD8+T、NK细胞PRF和GrzB的表达水平，比较各组差异。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普通型组和重型组EV71手足口病患儿急性期两种细胞中PRF和GrzB的表达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普通型组和重型组EV71手足口病恢复期患儿CD8+T细胞PRF、GrzB的表达水平较急性期明显下降，但仍高于正常对照组(均P<0.05)。NK细胞PRF、GrzB的表达水平：普通型组和重型组急性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普通型组EV71手足口病恢复期患儿较急性期虽稍升高，但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重型组EV71手足口病恢复期患儿较急性期明显升高（均P<0.05）。结论CD8+T、NK细胞PRF和CrzB在EV71手足口病发病中起着一定作用。

摘要:

目的总结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致感染性动脉瘤的临床特征，为该病的诊治提供依据，以期减少误诊率和病死率。方法收集2013年1月—2017年12月海南省人民医院确诊的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致感染性动脉瘤病例3例，同时检索自1990—2017年国内外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致感染性动脉瘤患者的病例报道，回顾性分析以上所有病例的临床特点。结果共纳入23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占95.7%，平均发病年龄（62.2±5.8）岁，主要伴随疾病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均占39.1%，动脉瘤主要病变节段是腹主动脉（65.2%），其次是胸主动脉（17.4%）和主动脉弓（13.0%），21例患者（91.3%）接受手术治疗，病死率21.7%。结论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致感染性动脉瘤病死率较高，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中老年男性为其高危人群，主要病变节段为腹主动脉。早期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应注意覆盖该菌，一旦确诊后应在积极抗感染的基础上手术治疗。

摘要:

目的总结膝关节强直术后大芬戈尔德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膝关节强直术后大芬戈尔德菌感染的临床资料，并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患者膝关节强直术后切口不愈合，渗出液厌氧菌培养结果为大芬戈尔德菌，应用敏感抗菌药物头孢西丁和青霉素钠联合治疗4周，切口干燥无渗出，愈合良好出院。结论临床应充分认识到厌氧菌感染的临床意义，在骨与关节感染中，尤其是普通细菌培养结果为阴性时，应考虑到厌氧菌感染的可能。

摘要:

目的报告一起疑似医院血流感染暴发流行病学调查过程及防控措施效果。方法采用临床资料调查和现场采样相结合的方法对某院一起疑似医院血流感染暴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传播源和传播途径，评价防控效果。结果2014年4月21—28日某院神经内科病房共6例患者突发寒战、高热，其中4例外周血培养阳性（检出肺炎克雷伯菌2株，鲍曼不动杆菌和阴沟肠杆菌各1株），确诊为医院血流感染。共采标本170份，集中暴发期采样合格率（64.91%,37/57）低于采取综合防控措施之后(93.81%,106/1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675，P=0.000）。检出的致病菌主要分布在手最常接触的位置，患者周边物体表面、陪护人员手所携带的细菌与患者感染的致病菌存在一致性。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后，无新发病例出现，6例患者均经治疗后痊愈。结论此次事件为疑似医院血流感染暴发，病房环境污染和经手播散是主要传播源和传播途径。实施环境去污染和手卫生管理的针对性防控措施能有效控制医院感染暴发。

摘要:

目的运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CD4+T淋巴细胞、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及血小板（PLT）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病（TSM）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柳州市人民医院2013年1月—2015年6月收治的AIDS合并TSM患者，依据其预后分为好转组和恶化组，采用ROC评估CD4+T淋巴细胞、ALT、AST以及PLT对其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共收治96例AIDS合并TSM初始治疗患者，其中好转组54例，恶化组42例。血清ALT水平好转组患者低于恶化组［26.5（7.0, 148.0）U/L VS 47.5（11.0, 116.0）U/L］。血清AST水平好转组患者低于恶化组［49.0（10.0, 198.0）U/L VS 188.0（33.0, 435.0）U/L］。血浆PLT水平好转组患者高于恶化组［133.0（13.0, 303.0）×109/L VS 33.5（7.0, 113.0）×109/L］，CD4+T淋巴细胞水平好转组患者高于恶化组为［24.0（5.0, 112.0）个/μL VS 14.5（2.0,78.0）个/μ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当AST≥2×ULN联合PLT≤62×109/L时，用于预测TSM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17（95％CI ：0.835～0.998），P＜0.05，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0.0%、93.3%、93.1%和90.3%。结论AST以及PLT可作为预测AIDS合并TSM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当AST≥2×ULN且 PLT≤62×109/L时，需警惕TSM患者近期预后不良。

摘要:

目的了解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MRSA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4—2016年某三级综合性医院ICU患者825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为入住ICU 48 h后MRSA感染者，对照组为入住ICU 48 h后无MRSA感染者，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825例患者中，64例患者发生了MRSA感染，感染率为7.76%。MRSA感染以肺部感染居多（占45.31%）,其次为皮肤软组织感染（18.75%）、手术部位切口感染和血流感染（各占9.38%）、颅内感染和腹腔感染（各占6.25%）、胸腔感染（4.6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个月内接受过手术（OR 95%CI：2.628～9.166）、外伤（OR 95%CI：2.248～9.280）、气管插管时长>7 d（OR 95%CI：1.651～11.746）、昏迷（OR 95%CI：1.813～8.334）、长期卧床（OR 95%CI：1.362～10.127）、再次入住ICU（OR 95%CI：1.475～7.915）、肠外营养（OR 95%CI：1.521～7.518）、使用两联及以上抗菌药物（OR 95%CI：1.523～6.132）、多器官功能衰竭（OR 95%CI：1.024～3.948）是 ICU患者MRSA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预防与控制ICU MRSA的产生与传播,应严格执行接触隔离措施，重点关注气管插管、多器官功能衰竭、昏迷、长期卧床、外伤等高危人群MRSA的防控，在患者达到条件的情况下应尽快转出ICU。

摘要:

目的采用一种新方法监测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并与直接观察法比较其优劣。方法2016年7—12月，在某三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同时采用手卫生电子监测系统、传统的直接观察法监测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情况，比较两种监测方法的结果。结果观察该院ICU 7 d 42 h，记录手卫生时机数2 231次，估算7 d手卫生时机总数为4 532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23 d，ICU医护人员平均应达到的手卫生次数标准为197次/床日。2016年7—12月手卫生电子监测系统测得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率平均为54.16%，低于直接观察法的77.72%（χ2=50.53，P<0.001）。单位时间内手卫生电子监测系统成本（4.56元/h）低于直接观察法成本（20.78元/h）。结论相比传统的直接观察法，手卫生电子监测系统监测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更省时、省力，数据更准确、客观，且在经济发达地区使用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摘要:

肠道菌群是公认的细菌库，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发动机”。在人体内环境紊乱时，细菌暴发性增殖，其内毒素增加肠系膜血管床通透性，导致肠道组织水肿，屏障功能受损，引起脓毒血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SIRS），加剧急性肾损伤（AKI）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肠道细菌产生的炎症因子还能通过肠系膜淋巴管道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肝衰竭及肝性脑病［1］。肠道菌群紊乱的危害性推动了选择性消化道去污染及选择口咽去污染（SDD/SOD）的研究。多年来SDD/SOD始终是危重症领域探讨的话题，但因存在细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的顾虑，目前SDD/SOD地位尴尬，其普及率较低。欧洲的重症监护病房（ICU）中SDD/SOD普及率仅17%，集中于荷兰和德国［23］，英国普及率仅5%，国内缺乏相关数据。大量临床研究源自耐药菌不太流行的荷兰，尽管有荟萃分析指出该地区结果与其他区域结果相似［4］，但其结果是否适用于耐药菌泛滥的中国，还需要更多研究证实。

摘要:

艰难梭菌是一种革兰阳性厌氧芽孢杆菌。近年来由于高产毒株027/NAP1/BI型艰难梭菌在欧美地区的暴发流行，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的严重程度和发病率急剧上升［1］。在美国，艰难梭菌已经取代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 MRSA）成为医院感染的首要病原菌，因此其将艰难梭菌的威胁等级定为最高“紧急”级别。CDI的临床表现可从无症状定植到轻度自限性腹泻或重度假膜性肠炎甚至危及生命。其临床症状的发生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艰难梭菌的毒力，二是宿主肠道微生物群及免疫反应。毒素是艰难梭菌最主要的毒力因子，包括毒素A（TcdA）和毒素B（TcdB），两者均能灭活GTP结合蛋白，引发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腹泻和肠炎［23］。此外，某些特殊型别的菌株如027/NAP1/BI还能产生二元毒素，与CDI的高发病率和病死率相关［4］。黏附是艰难梭菌另一项重要的毒力因素，参与黏附的物质有很多，如艰难梭菌表面蛋白、鞭毛等均可参与细菌黏附过程［58］。不管是毒素还是细菌表面成分均可引起免疫反应，如炎性介质释放、免疫效应细胞趋化等。肠道微生物群在CDI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微生物群平衡被破坏，便可促进肠道内艰难梭菌芽孢的萌发、生长、繁殖、定植、产毒。目前，在中国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CDI尚未引发暴发流行，但人们对CDI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内关于CDI的研究数据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就艰难梭菌的致病过程及肠道微生物群和免疫反应在CDI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以综述。

摘要:

肠道感染性疾病重要病原菌，如志贺菌和沙门菌等感染发病率高、传播速度快、耐药发生率也高［12］。据文献报道，肝硬化［3］、HIV感染［4］、炎症性肠道病［5］以及血糖调节［6］等均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此外，引起胃肠道感染的食源性致病菌是食品安全的严重隐患［7］，可引起胃肠炎、败血症等疾病。因此，快速检测威胁人类健康的病原菌刻不容缓。目前，临床常规的病原菌检测技术多采用传统细菌培养并进行生化反应及血清学鉴定等，耗时繁琐，检测灵敏度低，且检测技术人员的操作水平和经验也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影响［8］。研发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检测技术进行病原菌的快速检测，在疾病预防以及临床诊断、指导用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美国Kary mullis首次提出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术，该技术因其高效、灵活以及快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由于传统PCR技术存在一定缺陷，为弥补该检测方法的不足，一系列基于PCR原理的新型检测技术不断研发，为肠道病原菌的鉴定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与技术支持。本文就基于PCR技术原理的肠道病原菌检测技术进行归纳综述，并分析比较各类方法的优缺点。